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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察: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欧浦钢网   2013-05-30 13:23

[摘要] 李克强23日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中提到,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24日表示,城镇化规划年内出台。国家发改委制订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到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之一是“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

李克强23日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署名文章,文章中提到,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24日表示,城镇化规划年内出台。

国家发改委制订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到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之一是“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2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这一数据更说明了人口城镇化的迫切程度。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096万人。十年来,城镇化既增加了投资又推动了消费,成为拉动内需的持久动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未来,城镇化依然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久动力和的潜在内需。

近些年,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从共同性来看,主要是: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

目前城镇化主要的问题是生产、就业、消费和居住的不一致;城市居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不一致;土地、人口城镇化速度不一致。现时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将有三个特征,首先是人口流动发生逆转;其次是土地扩张速度将放缓;最后是资金相对稀缺和流动方向发生变化。

国务院上月下发的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次全体会议精神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时明确指出,要做好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准备工作。

研究提出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重大方针、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由发改委牵头、国土部等部委参与编制的《城镇化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将在6月底前完成,今年12月底前,多部委还会出台城镇化配套政策。旨在规范不同城市、不同产业用地的土地差别化政策将首当其冲,为城镇化“护航”。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今后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是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要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和综合素质,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改变人的身份被限制的状况,最终打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李扬认为城镇化的实质,一是城镇化最终目标,就是彻底打破各种意义上的城乡分割,最终不仅要缩小城乡差别,更要整合城乡,实现城乡一体化;二是只有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上,城镇化才是真正有效率的。这样的城镇化显然同造城运动和房地产化风马牛不相及;三是,城市产业发展状况,特别是用新型工业化的指标来衡量的产业发展状况,应当进入城镇化和城市竞争力评价的视野,四是,中央对于城镇化最近说得比较谨慎,绝不意味着城镇化不重要,而是必须首先把它搞清楚才能动员上下去推动;五是今后5至10年,经济增长指标将维持今年一季度水平。调控政策要从倚重需求管理全面转向供给管理,其要义是全面推进新一轮体制改革,创造并收获新的改革红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县改市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一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规划面积到位,财政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达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变成市。”

他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大幅度增加中小城市的数量,增强中小城市自身的发展能力,这就需要给中小城市放权,让他们有扩张和发展的欲望,让他们按照城镇化的速度、公共服务模式来发展,使人民就地变成市民。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则认为,县改市或者县改区并不是此轮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和重点,“新型城镇化应该更注重实质,而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把县改为市是针对地级市政府把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县变成区的一种自卫性动作。”自2012年底“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下发各地已近半年,根据各方意见反馈,规划日前开始进行再次修改。

“重新修改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对‘初稿’的误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说到发展城镇化,地方便盲目上项目,认为这就是发展,其实不然。城镇化应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顺其自然的产物,欲速则不达。”正是由于地方对城镇化根本意义的误读,对“初稿”的反应仍是项目至上、开发圈地,因此,规划修改重点便是改变地方政府固有发展观念,避免地方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走弯路。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袁喜禄在社科院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上表示,虽然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和消费潜力,但在多因素的约束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是无限的。另外,在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转型、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城镇化将是积极稳妥、渐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是爆发式发展。在体制的分割没有完全消除的同时,城镇化发展又面临新的障碍或新的门槛,例如高房价不仅提高了农民进城的门槛,也制约了城镇化内需潜力的发挥。“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

“目前多地加快城镇化速度,提高城镇化指标,是希望通过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加大土地投资开发力度,带动经济高增长。”袁喜禄说,这种城镇化冲动,是把一个长远的战略性任务当成短期的应急机制,这是忽视城镇化的基本背景,其发展方向也会脱离城镇化正常的轨道。

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化的认识有误区,加大了城镇化的推进难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最近也表示在国家确定推进城镇化后,地方官员拜访络绎不绝,甚至有的直接表示要建数万人的农民城。

新型城镇化与之前不同的是,不再只是上项目,搞建设。城镇化首现应明确,其核心是让低收入农民进城,而不是有钱人进城;是让自愿上楼的农民上楼,而不是农民被迫上楼。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差距,放宽对自愿进城落户农民的限制,降低农民落户门槛,而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划分。

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农民需要的不是身份转换,而是福利待遇。”

国内外现有城镇化模式的比较,将有助于减少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可能失误。国外几种典型城镇化模式一是英国的城市与农村变革同步推进,二是美国的低密度蔓延式扩展,三是拉美的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四是前苏联的政府主导的城市化,五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城乡交错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落后问题的最终解决,高度依赖于工业化和与之相关的城市化。

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农村予以支撑。最近,习近平同志在谈及城镇化时,就曾深刻指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农村发展水平高了,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高了,人们就不会都挤到大城市去。”这一指示,无疑勾画出了我国城镇化的纲领。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一些省份,例如广东,在制定本省城镇化规划时,已经超越了那种局限于城市自身的发展来谈城镇化的传统思维,明确地将之上升为本省的城乡一体化方案了。

由中国建投投资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城镇化与投资研讨会o2013年《投资蓝皮书》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中国总人口将超过15亿人,届时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将超过10亿人。也就是说未来20年中国农村的人口将减少1/3以上,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研究显示,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可拉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2%。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中主要存在小城镇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和中小城市发展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实践中,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是小城镇发展模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巴曙松提出从农业转移出来的人口加上回流的人口,围绕农业的深加工、中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小城镇将是未来城镇化的一条重要线索。具体而言,一是加快职能和角色的转变。二是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应当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因地制宜。三是走生态型城镇化道路。

确立新的城市生态观,实行绿色发展战略,推行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建立绿色考核指标体系,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城镇、生态园区、生态企业和生态产业体系,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良好人居环境。四是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五是城镇化的推进应在更大程度上让多种社会力量参与进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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